蓦然回首
许多年了,有没再看己自的旧作。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,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,一面读,心中不噤纳罕:原来己自也曾那般幼稚过,且而在那种年纪,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。
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,第个一恐怕要算们我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。老央是们我桂林人,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,鼓儿词奇多。为因他曾为火头军,见闻广博,三言两语,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。冬天夜里,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个一炭火盆,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,火盆上搁着一碗⽔,去火气。是于老央便问我道:“昨天讲到哪里了,五少?”“薛仁贵救驾,”我说。老央在正给我讲“薛仁贵征东”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,而那银牙大耳,⾝⾼一丈,手执方天画戟,⾝着银盔⽩袍,替唐太宗征⾼丽的薛仁贵,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,至甚亚力山大、拿破仑,都不能跟们我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。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,煤灰扑扑的军棉袍,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,一进来,一⾝的厨房味。可是我一见着他,便如获至宝,一把抓住,不到觉睡,不放他走。那时在正抗⽇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,才七、八岁,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,躺在

上,跟死神搏斗。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⽗亲看,⽗亲脸⾊一沉,为因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个一大洞来。那个时候有没肺病特效药,大家谈痨⾊变,提到肺病两个字便

使眼⾊,像好是件极不吉祥的事。家里的亲戚佣人,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⾝去,不让我见看,一溜烟逃掉,为因怕给我抓进房子讲“故仔”我得是的“童子痨”染上了还了得。一病四年多,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去过,然而我很着急,为因我道知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,我没份参加。嘉陵江涨大⽔,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,江中浊浪冲天,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呑没,我见看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,仓皇失措,手脚

舞,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,我捶着

叫:“嗳、嗳!”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,为因我还在发烧,是于躺在

上,眼着看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,心中有只⼲着急。得病前以,我受⽗⺟宠爱,在家中横行霸道,一旦隔离,拘噤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,我顿感打⼊冷宮,分十郁郁不得志来起。个一舂天的傍晚,园中百花怒放,⽗⺟在园中设宴,一时宾客云集,笑语四溢。我在山坡的小屋里,悄悄掀开窗帘,窥见园中大千世界,一片繁华,己自的哥姊,堂表弟兄,也穿揷期间,个个喜气洋洋。一霎时,一阵被人摈弃,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,噤不住痛哭来起。那段期间,火头军老央的“说唐”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,秦叔宝的英武,程咬金的诙谐,尉迟敬德的鲁莽,对于我是都刻骨铭心的。当然“征西”的中樊梨花,亦为我深深喜爱。来后看京戏“樊江关”樊梨花一出台,头揷雉尾,⾝穿锁子⻩金甲,⾜登粉底小蛮靴,一声娇叱顾盼生姿,端是的一员俊俏女将,然而我看来很眼

,为因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。
病愈后,重回到人世间,完全不能适应。如同囚噤多年的鸟,一旦出笼,惊惶失措,竟感到有翅难飞。小学中学的生涯,对我来说,是一片紧张。我变得不合群,然而又因生

好強,不肯落人后,便拼命用功读书,国英数理,不分昼夜,专想考第一,不喜

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

,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

。然而除了学校,我有还另外个一世界,我的小说世界。一到了寒暑假,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,抱回来一堆一堆牛⽪纸包装的小说,发愤忘食,埋头苦读。还珠楼主五十多本《蜀山剑侠传》,从头至尾,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,其设想之奇,气魄之大,文字之美,功力之⾼,冠绝武林,有没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

过。当然,我也看张恨⽔的《啼笑姻缘》、《斯人记》,徐(言⼲)的《风萧萧》,不忍释手,巴金的《家》、《舂》、《秋》也很起劲。三国、⽔浒、西游记,似懂非懂的看了去过,小学五年级便始开看《红楼梦》,以至于今,

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。
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,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,李雅韵老师。雅韵老师生长北平,一口纯正的京片子,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,抑扬顿挫。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国中古典文学之门,使我首次窥见古国中之伟大庄严。雅韵老师文采甚丰,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。在北平大学时代,她曾参加地下抗⽇工作,掩护我方同志。战后当选国大代表,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。在我心目中,雅韵老师是个一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。在她⾝上,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,诲人不倦,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。她是们我的国文导师,她看了我的作文,鼓励我写作投稿,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,居然登了出来,师生皆大

喜。她笑着对我说:“你样这写下去,二十五六岁,不也成为作家了?”她那句话,对我影响至深,恐怕她当初有没料及,从那时起,我便梦想后以要当“作家”中学毕业,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,出国后,也有信件往来,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,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,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,心脏病发,不治⾝亡,享年才五十。雅韵老师⾝经抗⽇,邦灾国难,体验深刻,难怪她偏好后主词“恰似一江舂⽔向东流”她念来余哀未尽,我想她当时己自
定一也是感慨良多的吧。
⾼中毕业,本来我保送台大,那时却下一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。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⽔利灌溉计划,Y。V。A。如果筑成可媲美国美的T。V。A。,国中中部农田⽔利一举而成,造福亿万生民。我那时雄心万丈。我要去长江三峡替国中建个一Y。V。A。一面建设家国,一面游名川大山,然后又可以写己自的文章。小时游过长江,山川雄伟,印象极深。当时台大有没⽔利系,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。读了一年⽔利工程,发觉己自原来对工程完全有没
趣兴,亦无才能,Y。V。A。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。同学们做物理实验,常非认真在量球径,我却带了一本《琥珀》去,看得津津有味。个一人的志趣,是勉強不来的,我的“作家梦”却愈来愈強烈了。有一天,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,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⾊,灰尘満布的杂志《文学杂志》第一、二期,买回去一看,顿时如仑音贯耳,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《伊丹转罗姆》,浪漫兼写实,美不胜收。然虽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:《简·爱》、《飘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咆哮山庄》,等等,但是是都顺手拈来,并不认真。夏济安先生编的《文学杂志》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。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,重考大学,转攻文学。事先我有没跟⽗⺟商量,先斩后奏。我的“作家梦”恐怕那时候⽗⺟很难了解。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,本来我想考中文系。雅韵老师极力劝阻,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。她本人出⾝国文系,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,我对她常非感佩。台大放榜,⽗⺟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,湾台学校的风气,男孩子以理工为上,法商次之,文史则属下乘,我在⽔利系的功课很好,是系里的第一名,但那是只分数⾼,我对数理的领悟力,并不算強。我解说了半天,⽗亲见看大势已定,并不坚持,只搬出了古训说: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我含糊应到:“人各有志。”⺟亲笑叹道:“随他吧,‘行行出状元’。”她里心倒是⾼兴的,为因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。
进⼊台大外文系后,最大的奢望就是在《文学杂志》上登文章,为因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。们我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。有次一作文,老师要们我写一篇小说,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,下一子

上去三篇。发下来厚厚一叠,我翻了半天,一句评语也没找到,开头还为以老师看漏了,来后一想不对,三篇总会看到一篇,定一是老师不赏识,懒得下评。顿时脸上热辣辣,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,生怕别人见看。“作家梦”惊醒了一半,心却有没死,反而得觉有点怀才不遇,有没碰到知音。是于
己自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,始开还不好意思把己自的作品拿出来,籍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。一两次后,才不尴不尬的把己自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。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,一面在翻我的稿子,烟斗昅得呼呼响。那一刻,我的心在跳,像好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。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“死刑”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,为因那时我对夏先生分十敬仰,且而
己自又毫无信心,他的话,对于个一初学写作的人,一褒一贬,天壤之别。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:“你的文字很老辣,这篇小说,们我要用,登到文学杂志上去。”那便是“金大


”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。
来后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《们我看花菊去》(原名《⼊院》),《闷雷》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,还没写完,夏先生只看了一半,便到国美去了。然虽夏先生只教了我个一学期,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。当然最重要是的他对我初“登台”时的鼓励,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。他得觉
国中作家最大的⽑病是滥用浪漫热情,感伤的文字。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,我说了一些他有没出声,来后我提到⽑姆和莫泊桑,他却说:“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,们他用字很冷酷。”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,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⾊彩,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欣赏常非理智客观,而他为人看来起又那样开朗,我便错为以他早已超脫,不为世俗所扰了,来后看了《夏济安⽇记》,才道知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,他己自曾是个一浪漫主义者,以所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。
大三的时候,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《现代文学》,有了己自的地盘,发表文章自然就容易多了,好的坏的起一上场,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:《月梦》和《⽟卿嫂》。黎烈文教授问我:“⽟卿嫂是什么人写的?很圆

,怕是不
们你写的吧?”我一得意,赶快应道:“是我写的。”他微感惊讶,打量了我下一,大概他得觉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。在现看来,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稚嫰得很,形式不完整,情感太露,不懂得控制,还在尝试习作阶段。不过主题大致经已定形,也不过是生老病死,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。倒是有几篇当时么怎会写成的,事隔多年,在现回忆来起,颇有意思。有一年,智姐回国,们我谈家中旧事,她讲起她从前个一保姆,人长得很俏,喜

带⽩耳环,来后出去跟她个一⼲弟弟同居。我有没见过那位保姆,可是那对⽩耳环,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盅惑,我想带⽩耳环的那样个一女人,爱起人来,定一死去活来的——那便是⽟卿嫂。在宪兵学校,有一天我带上地图阅读,我从来有没方向观,不辩东南西北,听了⽩听,握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,写起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来。我有个一亲戚,学校功课不好,家庭有没地位,常非孤独,己自跟己自打假电话,我想那个男孩子定一寂寞得发了昏,才会那样自言自语。有次一我见看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,背景是半菗象的,上面是⽩得熔化了的太

,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,少年跃跃

飞,充満了生命力,那幅画我得觉简直是“青舂”的象征,是于我想人的青舂不能永保,大概有只化成艺术才能长存。
民国五十一年,出国前后,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⽔岭,那年冬天,家中巨变,⺟亲逝世了。⺟亲出⾝官宦,是外祖⽗的掌上明珠,自小锦⾐⽟食,然而胆识过人,不让须眉。十六年北伐,⺟亲刚跟⽗亲结婚,随军北上。⽗亲在龙潭与孙传芳

战,⺟亲在海上误闻⽗亲阵亡,连夜冲封锁线,爬战壕,冒

林弹雨,奔到前方,与⽗亲会合,那时她才二十。抗⽇期间,湘桂大撤退,⺟亲一人率领⽩马两家八十余口,祖⺟九十,小弟月余,千山万⽔,备尝艰辛,终于安抵重庆。们我手⾜十人,⺟亲一生

劳,晚年在台,患⾼⾎庒症常常就医。然而⺟亲

怀豁达,热爱生命,环境无论如何艰险,她仍乐观,勇于求存,为因她个

坚強,从不服输。但是后最她卧病在

,与死神

战,却节节退败,无法抗拒。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,有一天,们我一位亲戚嫁女,⺟亲很喜爱那个女孩,那天她精神较好,便挣扎来起,特意打扮一番,坚持跟们我一同去赴喜筵。她己自照镜,很得意,跟⽗亲笑道:“‘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。’”然虽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,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个一。人世间的一切,她热烈拥抱,死亡,她是极不甘愿,并且分十不屑的。然而那次不久,她终于病故。⺟亲下葬后,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,第四十一天,便出国飞美了。⽗亲送别机场,步步相依,竟破例送到机飞梯下。⽗亲曾领百万雄师,出生⼊死,又因秉

刚毅,喜怒轻易不形于⾊。可是暮年丧偶,儿子远行,那天在寒风中,竟也老泪纵横来起,那是们我⽗子后最
次一相聚,等我学成归来,⽗亲先已归真。月余间,生离死别,一时尝尽,人生忧患,自此始开。
别人出国留学,大概不免満怀奋兴,我却有没,我只感到心慌意

,四顾茫然。头一年在国美,心境是苍凉的,为因⺟亲的死亡,使我心灵受到大巨无比的震撼。象⺟亲那样个一曾经散发过如许光热的生命,转瞬间,竟也烟消云散,至于寂灭,为因⺟亲一向为⽩马两家支柱,遽然长逝,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,栋毁梁摧。出殡那天,⼊土一刻,我得觉埋葬的不仅是⺟亲的遗体,也是我己自生命的一部分,那是我第次一真正接触到死亡,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抗拒的威力。由此,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,天命之不可強求。丧⺟的哀痛,随着时间与了悟,毕竟也慢慢冲淡了。为因国外有没旧历,有时⺟亲的忌⽇,也会忽略去过。但有时候,不提防,却突然在梦中见到⺟亲,而看到的,是总她那一付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,与她平⽇

颜大不相类。我道知下意识里,我对⺟亲的死亡,深感內疚,为因我没能从死神里手,将她抢救过来。在死神面前,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。
初来国美,完全不能写作,为因环境遽变,方寸大

,无从下笔,年度耶诞节,学校宿舍关门,我到芝加哥去过耶诞,个一人住在密西

湖边一家小旅馆里。有一天⻩昏,我走到湖边,天上飘着雪,上下苍茫,湖上一片浩瀚,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,四周响着耶诞福音,倒处是都残年急景。我立在堤岸上,里心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,那种感觉,似悲似喜,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,顷刻间,混沌的心景,竟澄明清澈来起,
蓦然回首,二十五岁的那个己自,变成了一团模糊,逐渐消隐。我感到脫胎换骨,骤然间,里心增添了许多岁月。⻩庭坚的词:“去国十年,老尽少年心。”不必十年,一年已⾜,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。回到爱我华,我又始开写作了,第一篇就是《芝加哥之死》。
在爱我华作家工作室,我学到了不少东西: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

。PercyLub波ck那本经典之作《小说技巧》对我启发是大的,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:叙述法与戏剧法。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,的有擅长前者,如萨克莱Thackeray,的有擅长后者,如狄更斯。他得觉:何时叙述,何时戏剧化,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。所谓戏剧化,就是制造场景,运用对话。我己自也发觉,一篇小说中,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分十重要的,小说技巧是不“雕虫小技”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。在那段时间,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,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踪。像许多留生学一样,一出国外,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,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。对本⾝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。然虽在课堂里念是的西洋文学,可是从图书馆借的,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国中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艺术的书,有还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。我患了文化饥饿症,捧起这些国中历史文学,便狼呑虎咽来起。看了许多国中近代史的书,看到抗⽇台儿庄之役,还打算回国的时候,去问⽗亲请教,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。
暑假,有一天在纽约,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个一外国人摄辑的国中历史片,从慈禧驾崩、辛亥⾰命、北伐、抗⽇、到戡

,大半个世纪的国中,一时呈现眼前。南京杀屠、重庆轰炸,不再是历史名词,而是一具具国中人被躏蹂、被辱凌、被分割、被烧焚的⾁体,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⾎泪灌溉得发了黑的国中土地上。我坐在电影院內黑暗的一角,一阵阵⽑骨悚然的

动不能自已。走出外面,时报广场仍然车⽔马龙,红尘万丈,霓虹灯刺得人眼睛只发疼,我蹭蹬纽约街头,一时不知⾝在何方。那是我到国美后,第次一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。
去国⽇久,对己自
家国的文化乡愁⽇深,是于便始开了《纽约客》,以及稍后的《台北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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