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亚萍
对话者：严歌苓、李亚萍、蒲若茜
时间：2004年9月23⽇下午
地点：山东威海
在山东威海举行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际国研讨会上，碰到了严歌苓，在张翎的引荐下，她答应和们我聊聊。聊得很随意，但是还以的她作品为主。
蒲：由于语言、题材的局限，在海外华人作家中，少有你样这在陆大、湾台、国美主流社会时同获得褒奖的作家，而你的创作题材跨度很大，《扶桑》涉及国美华人移民的早期历史，而《谁家有女初长成》又专注于陆大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。在你写作的时候，你是否有个一期待读者群？
严：我并有没为己自设定期待读者群，而是只考虑写作的问题。从写作形式、文学价值方面努力去寻找己自的突破点。当然我参加湾台一些评奖的时候，我是要与评委进行对话的，以此来获得我文学价值的实现。我很自信，己自能够取得成功，且而每次也确实如我所愿，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们他的认同。
李：为何你出国后会想到给湾台投稿而是不 陆大呢？
严：当时也是出于赌的心态，另外也是由于在湾台发表文章比较简单，人们认可就行了，有没太复杂的人际考量，如果在国內，如果我的作品发表了就会有很多想法，如比是我的作品的真写得好呢是还那个编辑认识我呢？湾台就如同在国美一样，发文章就是发文章。且而我刚出国那阵子，生活也比较艰难，湾台的稿费相对比较⾼，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。
李：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到，最早是通过梅新先生的介绍和鼓励去湾台参加《联合文学》的评奖的，是于就有了《少女小渔》。
严：对，为因梅新先生等是于将我的作品介绍到湾台的第个一人。我在出国前写的《雌
的草地》先在国內出版，来后由梅新先生介绍去湾台三大报连载并且在湾台尔雅出版社出版，在那边影响很大。李：实其您之前也在国內写过小说，并且获过奖，但是您在国內的知名度可能要到最近两年才有上升。记得舂风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您的小说后，也有没引起太大的注意。就是从2000年后以才突然有许多关于您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出现。
严：早期我在国內属于队部作家，然虽也获过奖，如比《绿⾎》曾获“国全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”但影响相对较小。出国后以，然虽在湾台获得很多奖项，但在国內是还影响一般。我向国內投稿是在1996年才始开的，当时我看到许多地方转载我的文章，又有没稿费可拿，就直接投稿了。在国內真正产生影响还要归功于陈冲拍了电影《天浴》后以，当时电影为因某些地方过于暴露就噤映了，在现 像好 是还 样这，不过这部电影确实拍得很美。2000年我的《人寰》在湾台获得了《国中时报》的百万大奖，这可能也是引起许多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吧。
蒲：你得觉你的海外生活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？
严：海外是我文学的个一迁徙，考虑的主要是个一语言情感的表达方式问题，也就是文化的转译。如何在个一非⺟语的环境中用⺟语去表达己自的情感，是这 个一挑战。也迫使我能够去思考如何以最确切的语言表达我对文化的理解，并且使别人也能了解到。汉语的优点就在于含蓄、经济，文字中就能反映出语言的魅力。而我在西方的学习经历，也能够自觉地把西方文学的中优点融⼊我的文字里面，如比它们所具的有动感、比较实的感觉，就像普鲁斯特的那种风格，我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汉语体系。两种语言给我很多灵感，使我有更多的敏感。
李：对，就像你的小说《栗⾊头发》、《扶桑》中所表现得那样，两个人的语言是总在走平行线，无法相
，即使是语言上能够沟通也未必能够真正达到心灵上的谐和。你将这种感觉表现得很细腻，是这你写海外题材时的个一创新，实其这一点恰恰最能够突出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。严：为因语言的背后有还文化传统的存在，仅仅是语言的相通未必能达到沟通的目的。
李：为因你己自也是嫁给个一 国美人，在散文中也提到，有时候会出现这种
流阻塞的情况，在现还样这吗？严：在现当然好多了，毕竟在起一有七八年了。一始开确实存在样这的问题，但在现他我和 经已能够达成默契了，我说上半句他大概就能道知我要说什么了。
蒲：你的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是都女
，从《个一女兵的悄悄话》、《雌的草地》到《⽩蛇》、《少女小渔》、《扶桑》、《谁家有女初长成》，你写过各种各样的女，为何你样这关注女的生存状态，你对女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？严：我从小就去当兵了，12岁，可以说是在女
集体中成长的。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中，女是与男对立的，男是主体，女是客体。男是敌人，是权利和力量的象征，女则庒抑、
柔地对抗着们他。我12岁⼊伍，25岁役退，是这
个一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逐步确立的时期，对世界、对人及其对的看法经已形成基本的概念。我对女人的观察常非仔细，对女人的趣兴也很浓厚。我认为女有只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魅力，且而在著名作家的笔下，是都
为因女写得成功，作品才成功，你看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安娜•卡利尼娜》、《红楼梦》等等是都将女刻画得常非
丽美和丰富。人男由是于狩猎者，情感包裹很严，女人要丰富、形象得多，从少女到⺟亲到老年，每个阶段都在变化，都有不同，1-12之间是个一阶段，而18岁之后又是个一很不同的时期，进⼊30女始开变得更为有丰韵。人男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人男，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如不女的变化来得大。蒲：你对西方的女
主义是如何看的？你的创作有有没受到女主义的影响呢？严：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
主义，就像国美六、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，们我不能那样去战斗，如果大家对立，们我毫不受益。我得觉女活着就是一种強大，就像扶桑样这的女人。传统的国中女和⽇本女都有相似的特点，柔顺、柔、宽容和不控诉，们她会遭遇到各种疼痛，包括精神上的和⾁体上的，但是们她就以己自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。李：看萧红的《生死场》也有这种的感觉，你会被这种強韧的生命力所震撼。
严：我很喜
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国中妇女的生存状态，常非具有存在主义的⾊彩。我之以所写《扶桑》就是有感于这种女精神的伟大，我⾝边所接触过的女就有许多是这种类型的。我前夫的⺟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，她就是样这
个一女人，很聪明、宽容、始终是都荣辱不惊的状态，这给我很多启示。李：说到《扶桑》，大家对这部小说都很感趣兴，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样这一部小说的，且而扶桑⾝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
形象？严：我在最近一期《青年文学》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己自的创作感想时，就谈到《扶桑》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，我去看个一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，看到样这 个一穿着国中服饰的人唐街
女，我想到了很多，对的她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，为她找到个一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。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，去泡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，也看到了有关人唐街大杀屠的历史记载，我很震惊，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。我得觉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《扶桑》的动因。应该说扶桑⾝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的看法，我就希望女是⺟十⾜的、善良、明智、容忍，她就像个地⺟一样包容一切，原谅众生，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辱凌过的她人，都能够得到的她宽容。然虽生命中充満劫难，但她都能够次一次地愈合伤口，并且出落得更为
丽和充満生命力。李：对，就是庄子所说的“上善若⽔”
严：许多农村的妇女是都 样这的，们她表面上看来乎似很无知、混沌但是们她却是最幸福的人，们她不像现代人那样脑子里充満各种各样的概念，们她很自然，就凭着己自的直觉走。我欣赏这类女
。李：那你在写扶桑时有有没将她作为19世纪国中的象征？我得觉你写的扶桑很有象征意味，与克里斯的恋爱可以说是国中刚被打开国门之后，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和
恋，而西方同样对国中充満了好奇心，而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，国中始终处于內外困的屈辱之中，但她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充満
生机。严：我倒是有没想么这多，也有人样这指出过，但是我当时是只想将这个女人的⾝世和传奇告诉大家，仅想在表现个一华人移民女
的命运中突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隔阂和阻碍。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确实是刻骨铭心的，但是天长地久的情感是不可能存在的，且而克里斯对扶桑始终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心态，他认为扶桑就生活在悲惨中，需要获得解放。是这西方人的观念尤其是国美人的，扶桑也是很聪明的，她实其看清了一切现实，尤其是在人唐街发生大杀屠之后，她意识到西方人与东方之间的隔膜和仇恨无法解决。然虽克里斯一心想拯救她，但在大勇面前，克里斯居然将刀塞到扶桑手中，让她己自解决大勇，这也是西方人自私心态的一种表现。最终扶桑选择大勇，我在小说里写到“她从此有了个一死去的、不再能⼲涉的她大勇的保护，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、伤害”是这宿命的结局也是扶桑理智的选择。这里面实其也表明我的一种文化的反批判，我得觉门当户对是还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，不同民族的思想、主观意识是都有差距的，更何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。李：前两年就听说你的《扶桑》要由陈冲改编成电影了，且而说主角也定了，由张曼⽟出演，们我一直都很欣喜地期待着，大概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呢？
严：在现我也不清楚要多久了，为因原先投资在这部电影上的资金被投资人转移了，陈冲又生了孩子，以所可能要等一阵子了。
李：完说扶桑，们我要问下一您为何会关注起国內贩卖妇女这个题材的呢？《谁家幼女初长成》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这个题材的小说，当然有很多通讯新闻、报告文学、纪录片等，但小说们我 是还第次一见到。你能够谈谈为何创作这部小说的？
严：⾝在国外，我很难看到陆大的任何消息。两年前看到了港香杂志一篇报道，有关陆大拐卖人口的统计，常非惊人。时同也想起们我家前以的个一小阿姨讲的故事，她从安徽过来的，讲了去深圳打工的经历。以所这个故事是还有一点形象，佛仿变成了一张照片，我一直死心眼地想让它活来起。这部小说我只用了20天就写完了，写得常非顺利。
蒲：作为远在海外的作家，能如此关注、思考国中的现实问题，关注下层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，实在是很难得的。
严：我有没⿇木，我常非能设⾝处地想这个问题，而国內作家对此比较冷淡。既无知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女人是很危险的，我对无知的女人既同情也批判。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是对巧巧这种女
的一种批判，们她的虚荣、无知造成了来后被骗的命运。我得觉拐卖从来就是不強迫的，而是为因
们她过于信任别人才导致的，对这种女我是爱恨加的，们她不道知
己自的下一步将会怎样，我同样如此，巧巧和别人到了火车站后以她对己自将要走的路茫然无知，而我也是在一种不知的状态下创作。她跟扶桑是不一样的，扶桑很清楚己自的处境，然虽表面上看来很混沌，但是她洞明一切。李：求新求变可以说是你写作的个一追求，无论在写海外题材是还国內题材的小说中，你是都不断在超越自我。尤其在你写文⾰题材的小说时表现更突出，从《⽩蝶标本》、《⽩蛇》、《天浴》到来后的《人寰》、《拖鞋大队》等都常非突出，然虽是写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故事，却是不一层不变的格调，而是不断出人意料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可以说文⾰题材的小说你越写越游刃有余。们我都很喜
《⽩蛇》，首先是被它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昅引了，以不同的版本讲述个一女人的故事，产生很大的文本张力。你是如何考虑到用这种官方版本、民间版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呢？严：我这个故事也是听来的，我得觉每个人都无法讲述个一完整的梦，文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个一 实真的故事。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，我就曾经有个构想，女儿回忆⺟亲，以十年为分割的标记，每十年写次一，样这写出来的⺟亲，然虽是同个一人，但每次都会不同。《⽩蛇》就是基于样这一种想法，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个一人的故事，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陈凯歌对这部小说很感趣兴，有意将它改编成电影。
蒲：您如何评价己自在创作题材、叙事的方式和语言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努力？是对己自的超越，但时同也是读者阅读定式的挑战，对吗？
严：确实如此。我在现创作中遭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：我每次一创新和改变都有可能会抛掉一部分读者。为因像《扶桑》、《人寰》等样这的作品，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艰难，很难进⼊，们你有有没 样这的感觉？
李：对，们我确实有样这的感觉，为因你大部分是在用独⽩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活动，叙述语言乎似是多余的，且而你己自又忍不住要站出来阐释一番，这会让读者感到故事情节被阻断了。《扶桑》在阅读上的困难是最大的，她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的空间，以所也就难以顺畅地读完。
蒲：你的小说里总有个一知识女
叙事者的存在，无论是写少女小渔，是还农家女巧巧，叙事和內心独⽩都脫离不了个一有良知的知识女的口吻。严：说到这个女
叙事者的存在，我有没办法将己自脫离其中，在对话上我可以量尽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/的她⾝份，但叙事语言就很难做到。有可能是文⾰对我的影响太大，我控制不住己自要进⼊故事中，去评判一番，是这比较自然的做法。李：以所读你的小说尤其是文⾰题材的小说时，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強烈的道德批判意识。在《⽩蝶标本》中对成人世界虚伪和冷漠的揭露，《人寰》对文⾰中出卖和背叛的无聇之举的批判，《天浴》中对男
兽行的揭示等。严：对，这点我确实表现得很強烈。我认为道德是一种审美。们我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很丰富也很精彩，但如果在我的道德审美上通不过，我就不会选择写们他。
李：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你要在河南的农村呆一段时间，是否要创作新的小说？
严：我经已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，我想去体验生活，了解民间存在的种种有趣的事情，尤其是们他的语言。我很羡慕赵树理这些老一代作家，能够将人物的语言写得如此形象和幽默。像莫言、余华也都写得很好，我就试图能够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灵感。至于新作快完成了，我不便在这里透露。最近我出版了个一小说集，就是以“穗子”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。
李：你的作品在国外评价如何？
严：《纽约时报》登过我的书评，《⽩蛇》那个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后，有人说我的小说有欧•亨利的结构，莫泊桑的语言等。《扶桑》在国外引起的影响比较大。
蒲：你与国美华裔作家来往多吗？对们他 么怎评价？
答：我和谭恩美比较好，和哈金还可以，谭恩美这个人比较幽默、敏感，很珍惜己自的东西，小说语言比较漂亮。
李：总得觉你是个一好奇心很強的人，个一故事至甚 个一细节都可以让你联想很多。我想你在写作的时候，定一有个一 着看 己自写作的严歌苓在一旁偷着乐。
严：有样这的感觉。（笑）我是个好奇心很強的人，我对生活的观察充満乐趣。作家写东西，最大的收获在于己自的享乐，己自过瘾，把奋兴推到极致。作家的生活是寂寞的。必须己自找乐子。我每天必须把己自写到⾼度奋兴的状态，就像昅毒式的奋兴，发挥得淋漓尽致才罢手。那感觉常非过瘾，有没任何其它的目的，有只写作本⾝。
不知不觉经已 去过两个小时，下午的研讨会结束了，人群相继涌到大厅，不断有人过来和严歌苓打招呼。们我便适时结束了谈话。 M.ａYMｘS.cC